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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债

作者：詹姆斯•索罗维基                                                    译者： 苗淼 审校：白乐

关键词：债务；学生贷款；教育；高校；大学；工作；失业

他们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学生贷款高得太离谱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四年制大学的年度成本快速上涨，其涨速是通胀的三倍。同时，随着储蓄率不断下降，而且国家减少了对学校的补贴，学生被迫承担更多债务来支付学杂费。过去的十年里，学生贷款一直未受限制，所以今天美国人的高校学费债务已经超过了六千亿美元。当两百多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更多的人学非所用时，这些债务就变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学生贷款上涨，一部分归因于人口统计。过去的十年里，达到高校入学年龄的美国人增加了三百多万，所录取的大学生中，18岁到24岁的人群所占比例从35%增至41%。尽管如此，学业贷款负担繁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校学位的成本增长远快于人们的收入增长。这使得人们更加恐惧自己将生活在“高等教育泡沫”当中。在这个泡沫里美国人不合理地借钱，在高校上的花费超过了其实际可以带来的价值。

我们刚刚经受了两个大型泡沫的折磨，使股市和房市的价格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所以这一理论并不是耸人听闻。当然，高等教育泡沫和典型资产泡沫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你不能像抛出一只股票、甚至放弃一栋房子一样丢弃一个大学文凭。但是泡沫论者真正所指的是，今天的年轻人极端地高估了上大学的经济价值，而且如果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大多数人可能会生活得更好。 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高校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实际上是在下跌，而且近几年毕业学生的失业率已经接近百分之十。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支持教育的经济价值。然而关于泡沫的争论还有很大缺陷。高校毕业生看上去前途渺茫，但是没有高校文凭的人，处境会更差。近年来，尽管高校毕业生找工作很难，但高中毕业生面临的困难更大，其失业率已将近22%。而且大学毕业生整体失业率为4.4%，不算很高。更令人震惊的是，高校薪酬附加值——即高校毕业生比无大学文凭者高出的那部分工资——始终居高不下。事实上，教育成本呈螺旋状上升，在某种程度上是因薪酬附加值不断上升而引起的；相对而言，大学更有经济价值，人们就更愿意为之付出更多的钱。从这一方面说，这意味着过去的六十年中，高校学费在70年代被取消的时候也正好是高校学费附加值降低的时候。

这并不是说18岁的人群是最合理的经济参加者。最明显的是，他们中很多人借了大笔的钱但随后并没有完成大学学业，最终债台高筑而且没有得到学位。 然而对于在泡沫期间，年轻人就像房主集体高估房价一样集体高估大学的价值这样的说法，目前还没有证据能表明。学位会在将来贬这一说法也是很不合理的。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在近六年来一直平稳增长。

泡沫类推法在以下这个方面确实适用：教育成本、学生贷款似乎都在以不可持续的比率上涨。但是这并不是由集体谬论所导致的。相反，它植根于特有的教育经济学，而且和医疗保健的经济学有很多共同之处，医疗保健行业也有很严重的成本问题。（确实，近几十年来，不只在美国，而且在很多发达国家，大学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成本都急速增加。）这两个行业都患上了鲍莫尔病(Baumol’s cost disease)，鲍莫尔病早在60年代就由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鲍莫尔认识到，在某些经济领域，如在制造业，生产力提升后——他们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其他领域，如在教育领域，在提高生产力上面临更多困难。毕竟，福特可以用比1980年时更少的工人和时间生产出更多的汽车。但是大学里学生和老师的平均比例是16比1，和30年前差异不大。换句话说，今天教师的工作效率并不比1980年高。问题是大学支付的教师薪酬并未达到1980年的水平，而且唯一能够以2011年的水平支付薪资的办法就是提高学费。而且鲍莫尔问题因为军备竞赛问题而变得愈加严重：各大学相互竞争，通过高投资来吸引学生，比如引进高级教师，购买昂贵设施并降低学生与教师的相对比例。

关于高校泡沫的争论使得如何解决逐渐上涨的成本这一问题变得简单起来。 如果人们能够清醒过来，泡沫就会破碎，然后价格就会返回合理的水平。但若是干脆承认没有简单的解决途径，那么情况会更复杂。也许我们需要在教育上投入更多自己的收入和纳税人的钱，需要大幅削减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报酬，或者需要想办法来提高大学生产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上大学的意义的看法。 在美国找出其优先权之前，上大学的孩子将不得不一直奔跑下去以保证安身立命。

原文链接：

talk/financial/2011/11/21/111121ta_talk_surowiecki#ixzz1flvIPQHJ

朝鲜的饥荒

作者：史蒂芬·柯尔（Steve Coll） 译者：张源     审校：卢华玉

1995年，即金正日作为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领导者统治满一年，该国的青蛙消失。后来，这一怪事的原因竟然是：绝望的村民们几乎将青蛙捕食殆尽。

朝鲜1995-1998年发生的这场大饥荒终有一天会被定义为冷战结束后头十年里最大的人为灾难。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饥荒迄今为止仍然是个谜。可靠的估计从50多万到200多万不等。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长期内战中估计的死亡人数相当。然而，与非洲的那些灾难相比，“朝鲜大饥荒” – 正如安德鲁·S. 纳奇奥斯（ Andrew S. Natsios）2001年提到的那样 — 仍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秘而不发、很少有记录的事件。

本周公众对金正日断气吊唁被朝鲜证券设计成了一个颇具战略意义的场面。这场吊唁在平壤过时的斯大林式的林荫大道上举行，其中融合了对群众的高压统治、军队、传统仪式以及隐含的核震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场表演被西方解读为朝鲜的掌权者们试图掩饰不确定和危险的各方权力—这在他们看来是很可怕的，是凶兆。这场表演就像是河豚鱼在敌人面前努力使自己膨胀。

跳的舞蹈类似于“红色娘子军”，这是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国专门为他准备的宣传鼓动性芭蕾（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在约翰·亚当斯剧院表演“尼克松在中国”时也表演过一次，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然而，我们可以从朝鲜1995-1998年的饥荒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被在其省会或首府城市的极权主义政权建立的政治剧院转移注意力，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这场饥荒没有得到关注，一部分原因是金正日政府在整个饥荒过程中成功地维持了平壤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波将金”[1]大都市的形象，甚至蒙蔽了驻扎在这个城市的粮食慈善机构的代表们。朝鲜当局把无家可归和面黄肌瘦的人从平壤的大街上轰走，甚至在农村的公共粮食分配系统崩溃的时候也坚持为党内骨干提供相当可观的定量供应，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为外界所知的。

也许要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会有人详细披露金正日时期的这场饥荒以及国际社会在这件事情中的失职。难民和逃难者的证词、目击者零零碎碎的描述、公共卫生和农业数据，以及学术研究者们进行的疾病调查都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们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仅此而已。

但我们确实知道，与现代所有的饥荒一样，这次饥荒也是政治失败的恶果。和平时期的饥荒在朝鲜这样的半工业化国家发生确实很罕见。朝鲜1995年后的饥荒或许同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引发的饥荒，以及30年代斯大林的政策在乌克兰引发的饥荒类似；但这两个早期的案例至少说明了当时导致这一灾难的政治上的疯狂和高压到了什么程度。

而这场饥荒的罪魁祸首就是金正日。他于1994年从父亲金日成手中接掌朝鲜的大权，但实际上他之前就已经是军统政权的领导了。金日成是二战时期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后来成为朝鲜冷酷的独裁者。

朝鲜是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90年代苏联解体，接着中国开始进行市场改革，这使得朝鲜政府失去了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外部援助。几十年的强制集体化和其他不合理的农业和生态举措早已使朝鲜的国内粮食产量大大降低。大量军费开支、腐败、政治上营私舞弊削弱了国家的粮食定额分配系统。

最严重的是1995年8月的大洪水。这次洪水使得粮食绝收，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信用和豪气从国外购买应急物资。随着饥荒的蔓延，政府又开始致力于将国民改造为“最纯真的，永远不会偷粮食、不会撒谎、不会违反法律、不会背叛朋友的人”，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在她著名的《无可羡慕：北朝鲜的真实生活》一书中写道。 德米克书中的一位女主人公回忆起她的家人和朋友，那些“简单而又善良的人总是按照指示去做 – 而他们正是最先死去的。”